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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及其全球宏观对冲基金量子基金之英镑狙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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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的起因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
  
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以上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所以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则陷于衰退的泥潭;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加剧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折衷路线──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从今天看来,英国政府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时机选择的相当错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英镑已经处于严重被高估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经济非常不景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这个数字无疑太高了。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又给英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加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加上最后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低调,他们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从事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二、战争的发动者:乔治-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

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凭借一张假的“非犹太人”身份证躲过了纳粹的屠杀,全家一起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尾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1949年,年轻的索罗斯抱着对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刻骨仇恨离开了匈牙利(事实上,没有多少犹太人会喜欢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必须说明的是,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即使他们原先有点积蓄,也早就丧失在二战和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旋涡之中了。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并且赢得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赏识,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自己的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伟大的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冗长的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去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纪人工作。“金融家索罗斯”从此诞生。
  
二十多年之中,索罗斯经历了欧美金融家最典型的“三级跳”──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交易员,到明星交易员兼高级分析师,最后创办自己的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一支独立力量。人们都认为索罗斯是一位聪明、机警、善于学习的专业人才,但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哲学”,即用高屋建瓴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分析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多年以后,在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坦率地表示,他在职业生涯的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在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至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运用的也是他在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反身性”(即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总而言之,索罗斯基本不相信现代金融学,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嘲笑。
  
从1969年开始,索罗斯与他的著名合伙人杰姆-罗杰斯在纽约开设了“双鹰基金”,初始资本为25万美元;十年之后,这家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这个名字将在日后使世界各国政府闻风变色。1980年,当年的25万美元资本金已经变成了8000万美元(其中不包括客户委托管理的财产,只包括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其中索罗斯本人占到80%。厌倦了华尔街生涯的罗杰斯离开了基金,从此专心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他现在已经成为与索罗斯齐名的伟大投资家,但这与本文无关)。然而,索罗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长达20年。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解决困扰里根政府多年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早在协议签署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把这种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称为“里根大循环”,其结果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赤字如同滚雪球一般攀升,里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税收、减少军费以消弭财政赤字,从而降低美元的贬值压力,但这无异于政治自杀;要么允许美元贬值,但又怕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出现美元汇率崩盘,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当时也只有日本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索罗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了解,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之内,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所有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比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比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回光返照了一段时间(这给索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账面亏损),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现在,乔治-索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他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索罗斯管理的资金规模日益增长,到1992年已经突破60亿美元大关。
  
1992年的量子基金,不但拥有一批出色的分析、交易人员,而且已经拥有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操纵市场的能力。再加上对冲基金特有的保证金交易(简单地说就是买空、卖空),60亿美元资本完全可以发挥10倍的作用。就在此时,英国政府的无能使得英镑处于一个空前脆弱的位置上,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就会全面崩溃。索罗斯当然不会忽视这个机会;事实上,他从1990年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机会。当他下定决心出手的时候,老朽昏聩的英格兰银行不可能抵挡住凶猛的攻势。
  
三、伦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
  
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伦敦不会沦陷。
  
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今天,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1992年正是德国春风得意的时代,分裂多年的两个德国已经统一,全世界都预测一个强大、繁荣、举足轻重的德国即将出清b,欧洲将毫无疑问地在德国的主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终合为一体。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又加强了德国在西欧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国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承担主要的防御工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德国人曾经多次以战争的方式谋求欧洲的领导权;现在,经济的繁荣使德国自动获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可是它现在才发现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东德重建的关键时刻,原西德的经济实力虽然非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潮,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早已开始质疑英镑汇率能否维持下去,甚至质疑英国有没有必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刚刚结束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权,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采矿、重工业等陈旧的工业部门受到严重打击,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还导致了严重的失业;这个国家处在经济转型的脆弱时期,如果不能及时降低利率和汇率,萧条无疑将一直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英国商界领袖联名上书首相梅杰,要求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低到1比2.60,同时将英镑利率调低3个百分点,即从10%降低到7%。仅仅三年之前,英镑利率还处于15%的骇人听闻的高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现在,即使是7%的利率,恐怕也无法对英国经济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何况是10%!
  
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政府的态度:“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 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英国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但是英镑汇率已经下跌,从年初的1比2.95跌到初夏的1比2.85,又跌至8月下旬的2.80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比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直到此时,一些看好英镑的投资者仍然天真地认为,德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英国,它不会坐看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成为金融投机家的牺牲品。但是,乔治•索罗斯和那些头脑简单的投资者不一样,他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这就是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他并不关心英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更关心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德国人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维持英镑汇率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让英镑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之内,或许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不利,因为一个不稳定的英镑会让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都变得不稳定。所以,牺牲德国利益维持英镑稳定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值得。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 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英格兰银行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一个晚辈门生而已。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理应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在同一天的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什么意思?如果各国不再一致行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就将难以避免,时间的延误和各国政策的分歧将纵容金融投机家的冒险,事实上使欧洲汇率机制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索罗斯反复研究着莱蒙的这些言论──他是在为英国留出后路吗?或许,他此前的严厉言论都只是虚张声势,伦敦已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但是,财政大臣莱蒙很快在9月初驱散了关于“英国是虚张声势”的谣言──他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 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可惜,索罗斯不是一般的金融投机家。事后他对记者表示,他从来就不相信梅杰和莱蒙的演讲。“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而且,索罗斯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本能,现在,经验和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增加赌注,而不是撤退。
  
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国人的肩膀上,索罗斯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德国人解除了他们对伦敦的保护,使这个金融中心完全暴露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凶猛火力之下。现在,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是摇摇欲坠的防线,他们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国际援助资金好像还没有到位。
  
四、决战开始
   
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会伴随着经济过热出现的可能,这个时候就表现为到处都是过多的投资,甚至投机盛行,于是通货膨胀就愈演愈烈了。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不稳定,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等等,真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希望看到的。为了抑制通过膨胀,国家就把利率调高,这样投资就会受到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就可能被降低下来。而利率和汇率一般都是正相关的。哪种货币利率高,世界上其他的货币就会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货币,这样利率高的货币的汇率也就提高了,汇率提高了货币就坚挺了。货币坚挺了,出口就难了,贸易逆差就可能出现。。。。。。东西德统一后,西德为了减缓的东德社会动荡,将原东德马克以1:1的比率全数回收,兑换成西德马克。这虽然减缓了统一带来的社会震荡,但却大大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为了避免通胀(事实上,已经引起通胀),德国央行不得不大幅加息。东德马克以1:1兑换成西德马克。这一点很重要,是导致后来英磅遭阻击的主要原因。作为东西德的统一,两个原不平衡的经济体合并,必然会引致社会一定时期的震荡。而德国政府却巧妙地将部分国内的“动荡”输出,利用其他国家作为缓冲器,手法高啊。索罗斯等投机者只是顺便揩点油而已。其实最大的投机者是德国政府。
  
而欧洲将各成员国货币汇率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这样的汇率政策,在各国情况相对稳定时,可以执行得很好。但两德的统一,打破了原来欧洲各国达成的均衡。东德的加入,必然会将各国从原来的均衡态,导向一个新的均衡态势。从旧的均衡走向新的均衡,这是必然,在两德统一的那一刻,就已经定局了。剩下的只是何时动,让谁动,如何动了。英国刚好成了牺牲者。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
   
英磅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确实;热钱涌向升值货币,也不错。但是否是马克,就难说。热钱的流向只有投机者才明了,外人只是猜测。德国是该次“震荡”事件的源头,且与英国同属欧洲经济体系,经济上相关性较高。若真的做空英镑,热钱应该流向远离该经济体的货币。如:美元、日元等。看回各货币在92.9-93.3期间的走势,英镑、马克、瑞郎等欧洲货币相对美元都在贬值,只是英镑幅度最大而已。日元则相对美元升值。而加元、澳元略微走低。所以,热钱流向马克并不是好的选择我已说过了。我说的是原理,很简单,但具体手法会很复杂。索攻击港元时,股票现货、股指期货等都搞了,那是手法而已。不管手法如何多样,目标只有一个:港元贬值。最后是港元没有贬值,香港依然实行联系汇率,索也无功而返。
  
五、对冲基金怎样成为了战争机器
  
自从19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冲基金这个概念被严重地误解了。对金融不熟悉的人们,往往把对冲基金全部归入麻烦制造者的行业,并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人都是一些谋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敢死队员,他们通过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来谋求自己的私利。事实上,这是在用不到1%的对冲基金来概括整个对冲界。对冲(Hedge),传统的译法是“套期保值”,有时候也译为“避险”,即通过同时交易几种相关的金融资产,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同时当然也降低收益)。比较简单的例子是:买进一只股票,同时卖空它的看涨期权;卖空一个基金,同时买进这个基金的所有组成股票;买进一个行业的股票,同时买进另一个与该行业有比较强的负相关性的行业的股票──例如买进珠宝行业股票,同时卖空军火行业股票(我觉得应该是买进军火行业),历史数据证明,当珠宝行业盈利丰富的时候,往往是和平时期,军火行业无利可图,反之亦然。
  
对冲作为一种消弭风险的手段,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数学知识,尤其是涉及到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期货,期权,互换和上限协议等)的对冲,本身就是一门非常深奥的科学。在每一家大型金融机构,都会有一群精通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编程的高级研究人员专门研究此类问题,寻找控制风险的最佳途径,并确定应该把风险控制到什么地步──金融机构是不可能完全不承担风险的,更高的风险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当然,以上说的只是非常粗略的情况,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金融机构要进行对冲呢?假如它们需要减少自己承担的风险,何不把高风险的资产直接卖掉,换成低风险的资产,或者干脆换成现金?有的时候,基金经理要使用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把自己手头的投资组合完全保护起来,即把它的风险暴露降低到0(理论上讲,在这种情况下,基金的未来收益是完全确定的,即肯定会赚到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基金经理不干脆把投资组合全部换成没有风险的美国国债或风险很低的短期存款,反而要采取一堆复杂的手段对这个投资组合予以“保护”?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交易成本,买卖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都是需要支付佣金的,而且耗费的时间往往很长。假设一个基金经理拥有价值100亿美元的股票组合,他想把这些高风险的股票都换成低风险的美国国债,那么至少要完成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向交易员下达卖出的指令,让交易员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尽可能优厚的价格卖出这些股票;其次,由交易员向证券经纪人提出交易请求,一般来说,只有美林证券、所罗门美邦、摩根士丹利等综合性投资银行才能处理这样大的交易请求,而且往往还需要不只一个投资银行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第三,投资银行的证券经纪人接到卖出的交易请求之后,要立即在证券市场上寻找买家(即交易对手),这个买家可能是一家或几家大型金融机构,也可能是许多小的投资者,总之一定要在规定的卖出价位之内,尽快撮合交易。最后,证券经纪人完成了一切撮合交易,基金需要卖出的一切股票都已经有人买入,这时就可以向自己的客户──基金经理和交易员汇报任务圆满完成了。
  
以上的一系列流程听起来都极端复杂,不是吗?现实比我说的更加复杂,因为基金在进行大规模的买进或卖出的时候,一定要异常谨慎,否则可能导致两个恶劣后果:第一,如果太急躁,在短时间内卖出的太多,可能会造成市场急剧下滑,自己蒙受损失(买入也一样,可能造成市场急剧攀升);第二,如果在交易过程中走漏了风声,就等于泄漏了自己的交易策略,让竞争对手占据先机。就像军事统帅在战争中的兵力部署,如果你调动兵力的整个过程都被对方看的清清楚楚,你还能有多大胜算呢?
  
所以,基金经理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对冲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投资组合,而不是简单地卖出投资组合。建立一个对冲策略,你只需要买卖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而不是金融资产本身,这就避免了大部分交易成本,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只要你把手头的金融衍生工具组合稍微变换一下,就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对冲策略。你可以选择把100%的风险都对冲掉,也可以选择只对冲10%甚至1%的风险,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承担很高的风险,而且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完全不做对冲也是可以的。事实上,许多伟大的投资者都没有使用过对冲,尤其是长期投资者,例如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前者只是偶尔使用对冲策略,后者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对冲。
  
然而,世界上既然存在能够减少风险的策略,自然也就存在可以扩大风险的策略,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例如,如果你想减少自己面临的风险,可以同时买进珠宝行业和军火行业的股票,这样无论战争还是和平,这两个部门总会有一个表现良好,另一个表现糟糕,你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收益;但是,假如你坚定地认为未来将发生战争,决定倾尽全力赌上一把呢?你可以在买进军火股票的同时,卖空珠宝股票。这样,一旦未来真的发生战争,在军火股票上涨的同时,珠宝股票将下跌,你会在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上各赚一笔,收益将是惊人的。
  
但是,以上的策略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假设你赌博失败,未来没有发生战争,军火股票下跌,同时珠宝股票却上涨,那么你面临的将是双重损失。所以,采用以上策略的投资者,往往被视为投机者甚至赌徒,而索罗斯就属于这样的投资者之列。在狙击英镑的战斗中,索罗斯就曾经通过以上的“反向对冲”,扩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例如借进英镑、买进美元和马克,同时买进英国股票等等,这些策略在英镑贬值的情况下将取得惊人的收益,但如果英镑不贬值,索罗斯有可能输的精光。
  
不过,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非常聪明,而且消息灵通,一旦风声不对,就会立即认输走人,绝不会等到完全失败的那一天。就好像一个在战场上投入了全部兵力的指挥官,当他发现自己有全盘崩溃的危险的时候,肯定会牺牲一部分兵力换取其他兵力的顺利撤退,这样他的损失是有限的。索罗斯在俄罗斯债务危机中曾经损失惨重,量子基金在1990年代后期的巨额盈利几乎输的一文不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仍然通过紧急的止损措施,保护了一部分本金的安全。在赌博失败的情况下,究竟能够成功挽回多少本金,是对基金风险管理措施的一个重大考验,也是对交易员心理素质的考验。在1992年的英镑战役中,索罗斯和他的分析师们肯定早已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风险控制策略,以便在狙击英镑失败的情况下能够全身而退。不过,这些策略最后都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索罗斯赌赢了。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解决困扰里根政府多年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早在协议签署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把这种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称为“里根大循环”,其结果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赤字如同滚雪球一般攀升,里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税收、减少军费以消弭财政赤字,从而降低美元的贬值压力,但这无异于政治自杀;要么允许美元贬值,但又怕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出现美元汇率崩盘,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当时也只有日本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主流看法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冲这日本而来的,美国胁迫日本让日元升值,通过牺牲日本,从而解决美国的双赤问题。《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后近20年,经济一蹶不振,似乎更证明了美国的“阴谋”和日本的“愚蠢”。而时至今日,很多学者依然以此作为人民币不能升值的理由。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1985.1-1987.12)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美元/日元:255——]121(贬52.5%)
  美元/马克:3.16——]1.57(贬50.3%)
  美元/瑞郎:2.68——]1.27(贬52.6%)
  美元/英镑:0.885——]0.530(贬40.1%)
  
从数据看,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是对大多货币都贬值了,而且,贬值幅度相当。所以,让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说法值得相榷。
  
而且,把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到日元升值的判断,也过于武断。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马克、瑞郎,为何德国和瑞士在之后的20年,没有出现象日本的经济倒退?或许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将近20年的经济倒退,其根源并不在《广场协议》本身(或者说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而《广场协议》的签署只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问题好象跟投资无关,但其实这些问题才是投资的本质。回到索罗斯身上,他在阻击英镑的操作中,最精妙之处是他清楚为什么英镑必须要贬值的根源;而不是他在英镑贬值时,能熟练地对冲,或者能熟练操作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前者是道,后者只是术而已。当然,这里我并不是说熟练对冲和操作各种衍生工具不重要,它们只是一些基本的技能而已,没必要过于渲染。
实际上日本在广场协议前很象现在的中国
  
贸易顺差很高,但大多是以类似于来料加工,纺织等低收益产品为主,更现在的中国一样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继续生存,被迫想东南亚转移,才有了后来的东南亚的繁荣.日本在日元升值后经济不断转型,慢慢才形成现在的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经济模式,日本的汽车电子是在日元升值后才真正引领世界潮流的
   
你所讲的情况应该是六七十年代的事。广场协议是85年签署的,到80年代,日本已经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了。那时,日本出口的主要产品,如:汽车、家电、半导体等,都已是自己掌握着核心技术,其竞争力是缘自技术和管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与现在中国大不一样。我们现在出口产品的所谓竞争优势,是来自我们低廉的劳力成本(说白了,就是我们够贱),还有就是我们把环境成本忽略不计了。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只看到贸易顺差,就把中国的现状与广场协议前的日本类比。
  
说到贸易顺差,日本现在也是一个顺差大国,只是现在它的主要顺差是对中国了,而不是美国。而我们现在的顺差却对着美国。
本主题由 管理员 front 于 6/11/2018 12:02:21 PM 执行 设置精华/取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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